没有人写信了，他们的方式更加直接了当，或者干脆浪漫得一塌糊涂。高毅因有古天晴给她写信在先，因此对董靡靡的说法并不以为意，何况除写信之外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说古天晴启发了高毅未免夸大其辞，但他的确给了她切实的帮助。他给她留下了准确无误的通信地址（一次在来信的信封上，一次在戴眼镜的同学给她的字条上，两相对照完全一致），而古天晴的信箱号码就是凯科斯的信箱号码，他们是同班同学。
高毅继续等待了一段时间，直到凯科斯或古天晴所在班上的经研课程全部结束。
现在她与他们的隔绝变得如此完全，如果不是刻意联系的话直到老死也无机会接触。
压力使高毅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她对写信的后果也确无把握。如果她拒绝了她，无法设想怎样面对她的眼睛继续讲课。写信犹如对遥远异国的一次空袭，由于国土互不接壤也许是唯一可能的出奇制胜的方式。
她的紧张和兴奋也如一个战争狂人，给凯科斯的信几易其稿。高毅对自己的措辞一向不满意，写这封信时几乎成了一个致命问题。她曾想过将文稿打印，如此一来又太像一份公文。或许可以让董靡靡帮忙抄写，对她的书法高毅无比信任。可她指望的是与凯科斯继续通信的可能（并非一锤子买卖），总不能今后每次给凯科斯写信都得让董靡靡抄一遍吧？就是对方愿意也太不方便。应该说高毅的确想得很远。
至于行文，她则有相当的把握。作为一个诗人，写情书应是拿手好戏，况且由于长期压抑，她有一肚子的话要对凯科斯说。具体措辞时她没忘记明确节制的原则。
这封信写得比预期的简短，总共不超过三百字（稿纸一页）。在信中她表达了对凯科斯的爱慕之意，并认为对方对自己也存在同样的好感（这是她写信表白的前提）。
她并无奢望通过一封信去说服他（还没有不切实际到如此地步），如果他对她本没有意思，就是施展出全部的文学才华也是白搭。她不过想从他那里得出一个结论，写信的目的不在于蛊惑煽动。之所以拖延至今高毅也作了解释：当时她在婚姻中，现在已经离掉了，她是自由之身。唯一的障碍已经拆除，她对他的爱会负全部责任。
当然，如果她判断错误（他并不爱她）还请他为她保密，不要将她给他写信的事外传——一在这一点上她完全信任他的品质，否则就不会写信给他了。如果他的确不打算考虑做她男朋友的可能，她的这封信就算没有写过，如果可能的话最好退还给她。
这封信逻辑严密。毫无漏洞，就是读上去有些冷冰冰，与她对他的满腹柔肠不很相称。高毅考虑再三，决定不再修改，为弥补缺憾她将那首“孩子们的合唱”也一并附上了。这首诗已经发表，高毅将它从杂志上剪下，用胶水贴在信的末尾，并说明是写给他的。
她粘好信封，下楼寄信。在她家附近就有一家邮局，门前竖着一只绿色的邮筒。
是走进去寄挂号（这样比较保险）还是直接投进邮筒？高毅颇费踌躇。如果寄挂号势必要写明自己的姓名住址，这样就有暴露的危险，因此最后她还是走向了邮筒。
她将信从邮筒宽阔的扁嘴塞进去，一只手捏着信封的一角，有那么一瞬间她的勇气几乎全部丧失。后来她松开手指，那信便掉向深处。她似乎听见那信落地时咚的一声——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她像傻子似的在邮筒旁站了很久，看着热闹的马路上车来人往。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人们忙于自己的事务，目的明确，来去匆匆，并没有人关心她为何站在此地。高毅设想过如何央求邮局的工作人员从堆积如山的信件中取回她给凯科斯的那封信，当然，也只是想想而已。
接下来的一周她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计算信件往返所需的时间，恰当估计可能耽搁的种种因素。除了每天数次察看信箱，更要命的是还得照常去学校参加每周的政治和业务学习。当她骑车进入校园与同事学生点头招呼时，拿不准此刻凯科斯是否已经收到了她的信。或者她给他写信的消息已传遍了学校，除她之外的所有人都已经听说了？然而她最怕见到的还是凯科斯本人。以前她期望这种巧遇，而现在唯恐避之不及。他收到了她的信，或者没有收到，两种不同的情况要求她做出不同的反应。正值赤日炎炎的夏季，高毅却感到脊背阵阵发凉。她像逃离前线那样地逃离了学校，回到家中，喘息未定。楼下的信箱依然是空的，凯科斯的回信还没有来。这时她想起董靡靡的英明之处：直接接触虽不能保证成功，但至少可以免去听候判决的折磨。要是那封信如石沉大海，凯科斯永不回答，她将如何处之？这样的结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回信终于来了，高毅没有马上拆开。她拿着那信在灰蒙蒙的楼梯上攀登，犹如做梦一般。突然间她变得迷信起来，认为在楼梯上拆信结果一定不妙。她跌跌撞撞地来到室内，故作轻松地将信仍在桌上，锁好房门，甚至还在炉子坐-->>